独家|程光炜、郑工、宋宝珍、夏烈与你面对面

2018中国文艺评论年会专版(下)

2018年12月2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京举办以“文艺评论家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的2018中国文艺评论年会。仲呈祥、王一川、马也、程光炜、郑工、宋宝珍、夏烈共七位专家学者分别从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戏剧、文学、美术、戏曲、网络文艺等不同视角，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事业的曲折发展、不断创新和辉煌成就。《中国艺术报》2019年1月16日第6版推出专版报道。本期公号呈送程光炜、郑工、宋宝珍、夏烈四位的演讲内容。

☻精彩回看：

一

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经验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不是改革开放，何来新时期四十年的辉煌历史？改革开放激活了沉睡了几十年的历史，令中国当代史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四十年文学创作经验的一个前提。

我想就文学形式的探索谈一点看法。1979年到1982年，文学界的主要精力是清理历史旧账，比如伤痕和反思文学等。此后是关于文学形式应不应该探索的争论，这就是冯骥才、刘心武和李陀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这次通信的讨论不太深入，还纠结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关系的问题上，但因它对文学探索形成的鼓励，徐星、刘索拉和张辛欣等初期现代派小说出现了，作家开始与欧美二十世纪现代派小说接轨。

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贾平凹《商州》

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阿城《棋王》

更大范围的文学形式探索，是1985年、1986年的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几年前，这一思潮就出现在历史地平线上，刚开始由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实验牵引，接着北京的青年作家徐星、刘索拉和张辛欣创作了形式独特的小说。先锋作家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的形式实验更为激进，他们把卡夫卡、博尔霍斯潜意识心理剖析和客观叙述的技法拿过来，运用得活灵活现。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大一次“世界化”的文学活动。它的功劳和意义，一点不逊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

先锋文学代表作之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先锋文学代表作之格非《褐色鸟群》

那么，这场文学形式探索上的“文学革命”，对敢于创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呢？不再是小说“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只强调小说写什么，就会把怎么写的创作创新冲动束缚住了，“怎么写”才真正是给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松绑。作家明白，小说有无穷尽的写法和艺术的可能性，你怎么创新、探险，不管成功不成功，都不会有人干涉，相反，还在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那里，受到千般热情的鼓励。在我看来，这是发生在作家内心深处的一场真正的“形式的革命”。所以，之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写作、“60后”和“70后”作家，都涌现出来了，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了。

回想这场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真像一场历史地震，真像是一次“凤凰涅槃”，像一次个人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的脱胎换骨。每个与文学创作有接触的人，都经历了最为深刻的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洗礼。

上面我谈了文学创作对形式探索的贡献，但不要忘了它还有重要的两翼，一个是文学批评的推动，一个是杂志编辑对文坛新秀独具慧眼的发现。

这一幕值得永远记忆：1979年，刚刚复出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率先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此前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接着是李子云的文章《为文艺正名》，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争论，其后是“论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一系列富有激情的新锐思想的爆破，彻底在文学观念上使文学创作，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大盘子上来。与此同时，上海一批新潮批评家对叙述、形式结构的大力倡导，以及他们对先锋作家作品的细读，全面普及了新潮小说的知识。不仅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广为传播，还由此传播到全国各个层次的读者中去。

路遥《人生》

另外，不能忘记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编辑对形式探索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辛勤的劳动，怎么会在短短的四十年涌现那么多优秀作家，形成当代文学蔚为大观的壮丽局面？编辑从来就是文学史的一个部分。在此，我举几个具体例子，例如《当代》的秦兆阳与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小说季刊》的王维玲与路遥的《人生》，《人民文学》的朱伟与莫言的《红高粱》，《北京文学》的李陀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人民文学》的王蒙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当代》的章仲锷与王朔的《空中小姐》。在地方一级的文学杂志上，还有众多默默无闻的大量优秀编辑，对这些成名作家初期的提携帮助。因大量史料文献还没有被发掘，可惜很多事实没办法知道。

莫言《红高粱》

总之，总体历史环境、作家、批评家和编辑的合力作用，才使文学形式的探索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里最为重要的文学经验。

二

以语言变革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美术

(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发展很快，涉及的面也很广，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就在艺术语言的本体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今我们回头看，又能否在艺术语言层面上发现其中发展变化的规律？讨论这一问题，就得抓住“改革”与“开放”这两个关键词。开放是一种变革理念，针对之前单一化的创作现状；而改革则是一场变革实践，推动之后多向性的语言建构。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给美术界带来两股思潮，一是由形式问题讨论引发的唯美风潮，二是由写实问题讨论引发的乡土风情。

艺术形式是否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这在1978年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创作上最初对这一问题发问的，是1979年初接受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的一批画家，而主持首都机场建设的李瑞环明确表态，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画什么及怎么画，由艺术家自主决定。后来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了两个女裸体，在社会引发争议。据袁运生自己说，他想通过这一方式看看社会开放的尺度到底有多大？当时，吴冠中也发表文章，提出形式美乃至于抽象美的概念，在美术界有过一场讨论。

袁运生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讨论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是以往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对形式问题的忽略，强调艺术形式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叶浅予在中央美院1978级研究生的教学中提出了32字方针，就是鼓励艺术个性的发展。在这一届研究生的毕业创作上，我们可以看到楼家本的工笔重彩画《华夏魂》，还有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的油画《麦西来甫》。有人谈形式美，有人谈装饰性，而“装饰”这一概念可以化解很多问题，在当时起了微妙的平衡作用，大家都容易接受。至于讨论写实为什么会引发乡土题材的流行？这与“拨乱反正”有关，即对那套以集中、概括、提高的典型化创作方式进行反思，以为那违背了生活真实，具有“假大空”的创作倾向。这时美术界有一批青年画家，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也有一种创作诉求，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生活化的倾向。典型的例子是罗中立的《父亲》，还有陈丹青的《西藏组画》。

罗中立油画《父亲》

陈丹青《西藏组画》(作品之一)

回到乡土的主题，背后还是人的问题，即怎么寻找人的本位或者个体本位，强调独立的人格与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悲悯的情怀。虽然在具体形象上，不少人还是采取写实的手法，但细节刻画愈加深入，象征性意味加强了。乡土绘画有的主题比较沉重，如程丛林的油画《码头的台阶》；也有的比较轻松，富有诗意，如尚扬的油画《黄河五月》，王玉琦的油画《田野》，还有何家英的工笔画《十九秋》，一旦可视性的图像被转换成文化符号，则成为象征性的形式。此外，我们还可以比较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与唐勇力的中国画《新中国的诞生》，同一题材，可叙事方式不同，表达的意趣也有很大差异。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化叙事又如何从故事转向“话语”。

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

经历了85新潮美术运动之后，具有实验性的现代艺术又开始关注“当代性”问题，在形式语言的探索上开启了新的变革，我将其称之为“材料的质变”，如上世纪90年代新水墨的兴起便是例证。

水墨与笔墨，一字之差，意义相距甚远，而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去笔化，让物质自主地呈现。比如水渍的痕迹，纸或其他媒介的材质肌理自然显露。所谓的“材料质变”，指的是材料属性发生了变化，反客为主，具有某种自主性，可以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或者成为其主导性的因素。简而言之，物有物性，并且其属性与品质可以通过某种语境的设定被置换，进而影响人的审美感受与精神活动。比如，“水墨”不再是与心性相关的表达媒介，而成为表意性的形式符号。在符号化了的形式表述中，构成性的因素被强调，总和性的特征被关注，画家们考虑的是作为材料的水墨，在脱离“用笔”问题时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在写实绘画领域，上世纪90年代吴山明运用宿墨是一例，21世纪初周京新的“水墨雕塑”又是一例；在实验艺术领域，邱志杰书写《兰亭序》一千遍是一例，徐冰的装置作品《背后的故事》又是一例。至于其他例子，还有吕胜中的“小红人”系列，展望的不锈钢假山石系列，如此等等。

《背后的故事：富春山居图》局部

《背后的故事：富春山居图》局部的背面

通过正反对比，展示了材料转化的方式

现在说是语言转型期，实际上是语言“变质”期。在“挪用”和“置换”的观念下，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再现”与“反映”。事物的本质被虚化，通常只留下一个外部的壳，并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

三

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戏剧

(宋宝珍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回顾新时期戏剧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大潮，肃清了“文革”文艺“假、大、空”的遗毒，恢复了中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1978年9月23日宗福先编剧的4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首演，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时，此剧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欧阳平，当成正面形象塑造在舞台之上，“用文艺形式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说出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感情”(1978年《文艺汇报》全文刊登《于无声处》剧本时，由史中兴执笔的编者按语)。

话剧《于无声处》剧照

改革开放之初，“文革”影响还在，现实困难重重，当人们不得不面对困境、思考人生时，话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价值迅速恢复，创作热潮开始涌动：1979年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七场话剧《报春花》(崔德志编剧，刘喜廷导演)，1980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10场话剧《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胡思庆导演)，1981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5幕话剧《明月初照人》(白峰溪编剧，陈颙导演)，198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4幕话剧《红白喜事》(魏敏、孟冰、李冬青、林朗编剧，林兆华导演)，1985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无场次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编剧，田成仁、吴晓江导演)等。

话剧《红白喜事》剧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短暂的“话剧热”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娱乐形式的多样化，话剧观众锐减，剧场逐渐冷落，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危机”。危机固然令人忧虑，但也意味着转机，话剧工作者开始探索艺术发展的新路，开放的、深化的现实主义戏剧——“探索剧”开始出现——从艺术思维到表现形式的全面探索新路。以1980年出现的《屋外有热流》为标志，涌现出一批在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话剧，如《血，总是热的》(1981)、《车站》(1983)、《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1983)、《WM(我们)》(1985)、《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1985)、《野人》(1985)、《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1985)、《狗儿爷涅槃》(1986)、《中国梦》(1987)、《桑树坪纪事》(1988)、《天下第一楼》(1988)、《死水微澜》(1990)、《鸟人》(1993)等，这些戏剧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形式上，具有双重探索意义。

刘锦云编剧，林兆华、刁光覃导演的《狗儿爷涅槃》表现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对于富裕生活的本能渴望。但极“左”的农村政策，却使他的人生曲折多艰，心灵饱受重创，以致精神迷狂。狗儿爷身上既蕴含了传统农耕文明积淀的朴实与勤劳，也显现出农民无法走出历史困境的悲剧属性。

话剧《狗儿爷涅槃》剧照

陈子度、朱晓平、杨健编剧，徐晓钟、陈子度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把人们在“文革”时期极端贫困的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狭隘、自私、倾轧、狡猾等落后的国民性，放到现代戏剧的表现时空中，进行具象而深入的揭示。

何冀平编剧、顾威导演的《天下第一楼》、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剧中人所承受的心灵的、情感的、精神的隐痛。

话剧《天下第一楼》剧照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话剧继续探索着民族性、现代性的艺术进程，围绕着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进行人性反思，出现了立足当代、关注现实的一系列优秀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剧目，如李宝群的《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万世根本》等。戏剧刻画普通人真实、美好的人性，表达人民对人生美好的憧憬、追求、向往。

2015年国家话剧院以“原创、艺术、人民、时代”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近年来，以英模人物为原型，以红色历史为素材的戏剧创作明显增多。主要有：《谷文昌》《干字碑》《热土》《热泉》《麻醉师》《焦裕禄》《共产党宣言》《古田会议》《从湘江到遵义》《三湾那一夜》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提升，现实主义戏剧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并出现了新的嬗变，现实主义的戏剧并没有过时，而是在吸纳各种现代艺术手法的同时，强化着自身的艺术生命力，正所谓“无边的现实主义”。

四

网络文艺的原创与原发

(夏烈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我想从网络文艺本身说起，比如，网络文艺是什么？

每天，互联网都在生成大量的词语、内容、聊天记录、作品和产品，带动着创作/生产者和接受/消费者的情感、情绪，比如“爽”感，比如yy(意淫)，比如评论点赞欲，比如正能量和负能量……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虚拟世界内的人工存在，年轻人或者长期的网民更加适应，形成了“网生代”的习性，但对传统文艺工作者或者年龄层比较大的几代人来讲这又意味着什么？

开启网络小说先河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我是1976年出生的，差不多就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一代，40年来中国的变化发生与我的人生基本重叠。这个年龄段的人，从好处讲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从缺憾讲是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代——也就是不可能是彻底的网生代，依旧对传统的媒介比如书籍、电视充满了记忆和感情；但也绝不可能拒绝互联网这一媒介转型，因此从文艺工作和文艺批评来讲，不可能不同互联网的“分泌物”网络文艺发生关联。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在中国进入民用和商用，换言之，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网络文艺的生命，如最早、最稳定的网络文学版块，一般认为2018年是它发展的第20年。网络文艺总的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文献意义是从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大力发展网络文艺”一条开始的，它从属于新世纪，发展在新时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新契机、文艺的新契机。

网络文艺通过互联网媒介赋权的机制，让大众直接在互联网上创作，是一种大众文化“分泌物”，它减低了成本、跳脱了前置型筛选、改变了创作与发表机制，所以人们可以更自由、更扁平化地在网上释放自己。这样，我就要提出我对网络文艺的核心看法：网络文艺是什么？

网络热播剧《延禧攻略》

——网络文艺就是我们的生活。网络文艺反映了所有人在互联网上生活、娱乐和创造的文化，面对这样一个生活现实，如果我们不相信那就是我们对生活真相的掩耳盗铃，如果不介入也是我们的失职失范。而事实上20年来，从创作到批评界，由于我们不介入或有所忽视，或能力不及，今天当我们发现网络文艺逐步主流化，逐步提升艺术价值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话语权，所以最大的启示是：要对生活紧密关注、紧密联系，不断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艺术的可能。

网络文艺是产事业融合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有综合治理的新文艺观，不能用过去的传统文艺观去看待它。我们认为网络文艺太讲商业，太讲市场，所以它不是文艺，事实上它是一种新文艺。另一个角度上，由于有互联网这样一个新媒介重加赋权，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艺基因在互联网上将实现一次搬迁和移民，是具有诺亚方舟意义的一种物种传承般的千年之变。网络文艺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作为知识分子和文艺批评家，应该更多信任网络文艺，介入网络文艺，在此过程中，提出美学引渡的方案建议，上一代知识分子应尽力参与下一代文艺的美学价值引渡，这样才不会错过各自的发展机会以及几代人的交流共生共融的机制。

网络游戏的代表之一《魔兽世界》

最后，我想提出我的网络文艺“四新”观点：

第一，网络文艺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媒介的千年之变，未来的文艺都将呈现在互联网上。

第二，网络文艺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新支柱。从中国文化产业的计算或者说发展增长率看，网络文艺的贡献越来越大。内容产业可以深度支持文旅产业，“IP+文旅”是一个好方向。

第三，网络文艺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阵地。互联网和年轻人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综艺、直播和抖音等等，主力用户都是青年到青少年人群，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人口的“三观”。如何与未来主力人口一起缔结良好的网络文艺世界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不少观念需要刷新。

第四，网络文艺是国家意识形态重塑的新契机。中国文化要实现全球传播，网络文艺是和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中，如何落实网络文艺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作用，有机更新、融合国家意识形态，是彼此塑造的新契机。

为了做好网络文艺这篇大文章，我们不但要议论，更要行动。比如2017年底在杭州落户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短短8个月实践中，来注册工作室的国内网络作家达一百零几位，走账近4个亿，如何由作家集聚转化为产业集聚、文化生态集聚，都是值得探索的网络文艺新经验。

中国网络作家村

我想，通过我这一代和接下来的网生代们，应该可以对网络文艺提出一些中国原创的理论和评价体系，直接进入到世界文化和文艺理论的平台，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而是作出具有中国原创性、原发性的理论贡献。

||

2018

//

中国文艺评论

//

年会

   ||

||  

2018

//

中国文艺评论

//

年会

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19年1月16日第6版

- THE END -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审核：程阳阳 何美

供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研究处

摄影：刘传迪 王璐

美编：木子

荐

- 延伸阅读 -

客官，请留步，给个好看再走呗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精彩内容